住宅成了投资品,香港楼市发展给内地多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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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房地产发展模式源自香港,基因相传,利好虽具,积弊同在。

文︱瞭望智库特约宏观观察员王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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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房地产发展至今,已是经济的重中之重。按联合国核算标准推算,目前它实际上占有全国五分之一的经济活动、四分之一的居民消费、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和二分之一的社会财富。虽然内地地大人多,大小城市楼市表现各异,政策回旋空间较大,但也要正视问题本质之所在,调控楼市需要有清晰的目标模式和科学的政策设计,才能破解剪不断理还乱的房地产难题。

内地房地产发展模式源自香港,基因相传,利好虽具,积弊同在。在内地22个城市相继出台调控措施后,香港特区政府也进一步收紧楼市政策。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再出楼市调控新招,将住宅印花税税率从之前的1.5%-8.5%,统一上调至15%,首次置业的香港永久居民则不受影响。这是香港自年9月金管局收紧海外买家的按揭比例以来,政府推出的第八轮楼市调控措施。

此次政府重拳出击,主要针对投资需求。新政出台后本地永久居民购买第二套住宅,以楼价为万元为例,印花税将由原先的30万元猛增至75万元;海外买家因需另缴15%的特别印花税(SSD),全部税额将高达万元,相当于全部楼价的三成,实乃香港历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政策。调控力度之大,连北上广深都要甘拜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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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楼市三十年里经历一轮半周期变动

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本港楼价高企,长期困扰市场,令好多家庭无力置业,并居住在狭窄的环境里;过去数年推出印花税等调控措施,令炒卖需求及外来需求减少,但投资需求一直主导市场,需要采取新的压抑措施。这一番话,道出了香港面对的困境和无奈。

香港楼市问题由来已久,于今为烈。长期以来,香港同时面对两大需求:自住需求和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包括短线炒卖需求和长期投资需求,资金来自本地和境外,一直是香港楼市的主宰。由于投资需求可以无限大,资金频繁进出香港,加上金融危机频仍冲击不断,带动香港楼价大起大落,在楼价螺旋式上升的同时,呈现出很强的周期波动。

过去三十年,即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香港楼市就经历了一轮半的大周期变动,一路上亢奋与悲愤交集,辉煌与苦难并行,经历了鲜花和泪水的双重洗礼:

上一轮周期从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至年沙士(非典事件,下同)结束,历时19个年头。香港进入后过渡期后,前途渐趋明朗化,投资信心不断上扬,大量资金入市炒作,导致楼价一路暴升至九七回归初期,13年间楼价(指私人住宅价格,下同)飙升九倍,而同期名义人均GDP只增加3.4倍,与购房能力相对应的家庭收入升幅更小。当时虽有不少人抱怨买不起楼、通胀急升和贫富分化,但高楼价带来的正面资产效应,包括强劲的内部需求、超低的失业率、激增的工资收入、丰腴的企业盈余以及充盈的政府财政,使整个社会沉醉在虚假繁荣当中,甚至误认为是“经济奇迹”。

然而,资产效应毕竟是一把双刃剑,总在泡沫顶峰逆袭。年10月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香港,迅速刺破本地楼市泡沫,楼价在一年内调整近半。随后更是祸不单行,又遇上美国网络泡沫破灭和突如其来的沙士冲击,致使楼价下泻不止。在沙士肆虐最严重的时候,楼价比九七年高峰期大跌三分之二,即一个在高峰期以万元购入的普通住宅,在沙士期间市值只剩下约万元,十多万个负资产(拥有的房屋市值低于银行按揭贷款)个案由此产生。这批人被戏称为负资产阶级,甚至比马克思笔下的无产阶段还要低一个等级。

与此同时,负面资产效应即刻从天而降:内部消费和投资双双下滑,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失业率急升三倍以上,通货收缩持续了68个月之久,财政更是连年赤字。更不幸的是,由于许多人丢掉饭碗,涌现出大批个人破产案例,高峰期时每月有数千人到法院排队申请破产;由于一些女生对下嫁给负资产阶级心有不甘,连带许多人婚姻都受到影响。正应了诗人李清照的名句:“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怎一个愁字了得!”。

在香港面对严重困难的时刻,中央政府推出CEPA(大陆与香港为打破贸易壁垒签署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自由行,对恢复经济信心至关重要。加上国家入世后进出口大幅攀升,带动香港经济走出谷底,楼价逐渐企稳并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迄今正好也有13个年头。其中4-5年为恢复期,楼价年均上涨超过两成;6-9年为稳定期,期间虽受全球金融海啸影响,楼价仍每年上升7%。年后随着经济逐步恢复,投资资金加快入市,带动楼价加快攀升,至去年9月到达新顶点,与9年金融海啸低位相比,楼价劲升近两倍,比九七高峰期还高出77%。政府虽然多次出招调控,楼价仍居高难下,最近半年内地炒楼资金南下,楼市亢奋,风险不断累积,楼价大有冲关破顶之势,逼使政府不得不出台调控政策,抑制楼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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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成为投资品,超出普通人购买力

必须指出,特区政府推出这些政策调控楼市,短期内可以见到一些效果,但始终是仅能治标,不能治本,因为这是香港房屋发展模式固有的内在缺陷,影响既深且远。

这一说法似乎不好理解。在做深入剖白之前,大家不妨先来观察一个全球华人都十分熟悉、且争先为之的现象:在香港,不少朋友想多买一、两套住房作为长线投资,当“收租佬”(房东),靠租房维持生活,希望早早退休“叹世界”(享受生活)。这本来无可厚非,如果楼价涨幅不超过收入升幅,当然不是问题;但如果楼价涨幅长期大大高于工资升幅,就会出现极端不平等现象:收租佬的财富不断膨胀,长期租房者不仅沦为无产阶级,可能还要一辈子为收租佬打工,甚至连为房东打工也不可得。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笔者发明一个新概念,叫做“安居负担指数”(即楼价涨幅与收入升幅之比),用于衡量一个社会的购房负担能力和居住条件。当指数小于1时,民众可以买到更大更好的住房,居住水平可以不断提升;相反,当指数大于1时,说明楼价上涨速度快于收入升幅,一般民众只能买到更小更差的住房,甚至干脆就买不起房,居住条件必然下降。前者是欧美常见的正常情况,后者则是香港面对的天大难题。

由此可见,关键的问题不是大家能否买房当房东,而是要看安居负担指数的变动特点和长期走势。而枯燥数字的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那就是房地产发展模式。因为从国际经验看,引领这一指数的核心力量,正好是受政策取向、价值观和利益支配的房地产发展模式。

香港房地产模式刚好是滋生如上所述的不平等现象的温床。经过多年的不断演进,现已成为利益严重分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单靠市场手段已无法根治的结构性难题,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便由此而生。

具体而言,从供应方式和价值取向看,全球房屋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

一种是欧美的完全市场模式,土地和房屋供应均由市场主导,政府通过税收进行调节,楼价涨幅长期低于收入升幅,带动民众居住条件不断改善。

二是新加坡的政府供应模式,土地供应由政府控制,超过八成房屋由政府提供,政策重心是确保居住需要,投资需求限制在小范围之内。

三是香港的投资/投机主导模式,政府主要控制土地供应,房屋供应由市场自由调节,房地产发展重投资价值而轻居住需要。

从客观效果看,欧美模式最佳,新加坡次之,香港模式后遗症最大。

全球三大房地产发展模式比较

进一步观察可见,香港房屋问题是早年港英政府肆意打破市场和社会之严格界限,在房屋领域全面引入自由市场规则、放任市场炒作、同时由政府控制土地供应以推行高地价政策的结果。它使得住宅这一最重要的民生保障品,变成最受市场欢迎的投资品。表面上看一点问题都没有,实际上并不简单。

从社会层面看,由于楼价升幅长期快于家庭收入,早已抛离绝大多数普通市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购买能力。权威数字显示,-年,香港私人住宅价格猛升逾16倍,人均名义GDP却增加不到6倍,安居负担指数平均高达1.51,在发达经济体中属最高水平。换句话说,香港上一代人用当时的收入,可以买一个面积70平米的普通住房,这一代人只能买到25平米。目前在香港大量出现16-25平米迷你房,售价依然高达-万元,正是安居负担指数不断攀升的真实写照。

-年香港私人住宅价格与人均名义GDP累计升幅比较

反观美国,情况完全不同。在-年,美国人均实质GDP增长四倍,楼价基本上跟通胀走,安居负担指数保持在0.65左右,这使得民众人均居住水平也提升四倍。居住条件的不断改善,使房地产成为这一百年间美国内部需求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目前美国房地产及相关行业提供的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三成,为制造业的2.5倍和金融业的4倍,就是其以居住为本的房地产发展模式长期运作的结果。新加坡的居住条件虽不如美国,但比香港要好得多,其安居负担指数应在1以下。

我们再来看国际调查机构Dmographia的研究结果,目前香港楼价中位数为港人每年收入中位数的19倍,意即一般打工仔不吃不喝19年才勉强买得上一个小单位,比例为全球最高,也创下近11年最高纪录。其结果是绝大多数人的居住条件都难以改善,常常为人诟病:目前港人平均居住面积仅有15平米,而新加坡却超过30平米;约万人受到高租金和恶劣居住环境的煎熬,包括窝居在面积只有数平米的?房(即房中房,香港出租房的一种)、笼屋(即床位寓所)的基层市民和租住私人住宅的中产市民;由于多年来安居负担指收数大幅攀升,年轻一代更加买不起房子,居住、就业和婚姻都受到影响,部份人对前途失去信心。此外,香港拥有私人自置居屋的比例只有53%左右,近半市民无法分享资产增值的好处,造成社会分化、甚至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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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价衍生经济问题,势必影响社会稳定

从经济层面看,香港以高楼价为重心的经济结构衍生的问题,早已浮出台面,近年来不断趋于激化,突出表现在经济结构出现三化现象,即泡沫化、空心化和劣质化。具体来看:

其一,经济结构泡沫化是核心问题,具体表现在地产炒作淩驾于正常生产活动之上,地产收益远高于生产收入,资产泡沫游戏成为最受睛睐的经济活动;地产泡沫带动通胀急升骤降,成为决定香港经济总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如-年香港名义GDP总量劲升两倍,人均GDP由1万美元猛增至2.7万美元,其中有2/3是由通胀带来的。地产泡沫带动租金急升,使企业经营成本大增,导致经营环境恶化,也阻止外部竞争者进入。经济泡沫化并非香港独有,但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波动幅度之大,则是举世罕见的。

其二,经济结构空心化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把工业转移出去,本地则乐于依照“前店后厂”分工模式发展支援服务,没能积极打造品牌和运用科技创新推动转型。由于资本热衷于追逐资产收益以及缺少科技及产业政策,导致在欧美和其他三小龙蓬勃发展的资讯科技等新兴产业,在香港难以立足。高度依赖服务业的结果,是经济结构存在极大脆弱性。

其三,经济结构劣质化是香港经济未能跟随世界潮流转向知识经济的恶果,一方面表现在传统优势产业未能转型升级,增值能力不断下降,另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来发展较快的产业,大多数是低增值产业,如旅游业,无形中降低了整体经济素质。本世纪以来香港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仅提升2.5%,远低于八、九十年的水准,就是经济劣质化的综合反映。

经济泡沫化、空心化和劣质化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除了加据经济循环波动、拖慢经济增长、带来高通胀以及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困不断蔓延外,还造成就业结构低质化和不稳定。目前香港所谓的全民就业,是建立在高楼价基础上的,一旦楼价出现大调整,全民就业状态就会被打破,反过来会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

总而言之,此次特区政府重拳调控楼市,朝着正确道路迈出了重要一步。但从根本上看,要解决香港早已固化的房地产滞胀模式,需要有一整套以提升房地产生产效率为中心、以改善居住条件为目标、同时又能促进经济增长和财富公平分配的长远房屋发展策略,关键是要在保护居住权上狠下功夫,使香港真正成为一个市民安居乐业和体现公平正义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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