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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牛庄航运历史悠久,明代牛庄码头一度成为辽东海运物资的储运地。清初,牛庄码头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逐步走向繁荣。清中期后,由于辽河下游的淤塞和改道,牛庄码头的功能逐渐褪去,史料中“牛庄”的含义也发生了改变,但其在沟通南北海运及河运过程中曾经发挥过的重要作用仍值得探索。
关键词:牛庄航运开原闽粤
牛庄现为辽宁省海城市的一个镇,因河流众多,明清时期航运曾昌盛一时。较大的河流有太子河和浑河,两河在牛庄西北交汇,人们将交汇后的河流称为大辽河。辽河也曾交汇于此,由于水患,辽宁省政府于年将辽河台安段截留,辽河改为盘锦入海。史料中常见的“三岔河”也就从此变为“两岔”。此外,还有海城河从牛庄北部注入太子河,此河也是海城船只通过牛庄入海的唯一航线。
一、明代的牛庄航运:北达开原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鞍山市普查队确认明清时期的牛庄城北古码头就位于现在的海城市牛庄镇西北小姐庙渡口南侧,西约5公里为大辽河交汇口。其在明正统八年()《辽东志》的《海州卫山川地理图》中,位于牛庄铺北的天妃庙西约米,而现在的牛庄就是图中的牛庄驿。
明《海州卫山川地理图》
明之前,牛庄虽不见于史料,但仍有其航运的足迹。东汉景初二年(),曹魏派太尉司马宣王,即司马懿,领兵四万征讨公孙渊,“六月,军至辽东。渊遣将军卑衍、杨祚等步骑数万屯辽隧,围堑二十余里,宣王……击破之。宣王令军……趋襄平……会霖雨三十余日,辽水暴涨,运船自辽口径至城下。”〔1〕此段中“辽口”即辽河口,而“辽隧”就是《海州卫山川地理图》中位于牛庄驿北部的“辽遂县”。“燧”即为烽火台。
元至元二十四年(),忽必烈运军粮救灾,明确提到了渡海之船利用辽河运粮:“诸王乃颜、哈丹、星黑秃儿以抗皇帝忽必烈,三王分地在辽东及女真边境……忽必烈……自率军往讨乃颜。命自江南浮船入海,溯辽河以运军粮。亲统大军疾进,行二十五日,抵乃颜分地。”〔1〕由文中“三王分地在辽东及女真边境”“溯辽河”“抵乃颜分地”可知渡海的江南船只溯辽河运军粮,抵达辽东腹地。《元史》对此事也有记载:万户罗璧“复以漕舟至辽阳”〔2〕。由此可以看出,其时海运船只已通过辽河抵达辽东腹地,而牛庄是海船进入辽河停靠的第一个码头。
明以前的牛庄是深入辽东的门户,至明代,牛庄的航运可分为初、中、晚三个阶段。
(一)明代初期的牛庄航运(洪武—正统)
洪武宣德时期(—),牛庄码头逐渐发展成为辽东海运物资的储运地。
洪武初年,辽东官军的衣裳由山东州县岁运布纱、棉花供给,从直隶、太仓海运至牛家庄储之,船只“动计数千艘”〔3〕。有学者认为这个牛家庄就是现在的牛庄,〔4〕也有学者认为这个“牛家庄”就是现在昌图县昌图镇牛家屯〔5〕。但无论何地,海船都是从辽河口进入内河,而牛庄码头是船只停靠的第一个码头。洪武二十四年()九月癸卯,明政府派舳舻侯朱寿督饷辽东,并带领新编士卒“至牛庄马头屯守,至是于辽河西置左屯卫,锦州置中屯卫”〔6〕。这是目前发现关于牛庄码头的最早记载。
洪武三十年()十月戊子,在朱元璋谕户部的文中载有:“其三十一年海运粮米,可于太仓、镇海、苏州三卫仓收贮,仍令左军都督府移文辽东都司知之。其沙岭粮储发军护守,次第运至辽东城中海州卫仓储之。”〔7〕从江南运来的粮食抵达牛庄后,再经海城河运至海城,此证明海运粮米经牛庄储于海州卫仓的事实。
洪熙朝也有关于洪武时牛庄已成为海运五卫物资储运地的记载:洪熙元年()六月壬午,广宁中屯卫军士冯述回顾明洪武时海运辽东军士的冬衣布花时说:“若如洪武旧制,定辽、三万、沈阳、海、盖诸卫于牛庄。”〔8〕上述五卫,三万卫设立较晚,为洪武二十一年。牛庄附近的西四镇布花堡之名,就是由此得名。
洪武后期,由于倭寇对我国沿海侵扰,而辽东军粮也有盈余,明廷命令辽东军士在驻地耕种,停止海运。当朝廷遇到紧急事务时,海运也偶尔开通。永乐元年(),平江伯陈瑄督促海运运粮四十九万余石,供应北京、辽东。十三年()五月,又停止海运,只保留一个遮洋总,运送供给辽东、蓟州粮食。〔9〕
李善在弘治年间曾任辽东巡按,其《奏复辽东边事疏》云:“宣德年间,本镇初无边墙,时唯严瞭望,远烽堠。海运直通辽阳、铁岭,以达开原。故开原城西有曰:老米湾者。”〔1〕老米湾在辽河东南经古城子村西,村为辽祺州,金庆云县故址,又东南经丈沟子村西。〔2〕由此可知,宣德年间(—),经牛庄的海运船只通过辽河已北抵开原。
(二)明代中期的牛庄航运(景泰—隆庆)
这一时期的牛庄航运,与明政府海禁政策的变化,以及对民间贸易的态度密切相关。
以嘉靖和隆庆为例:
1.嘉靖时期,海运引起明政府的进一步重视。
(1)海运救灾抵达辽阳。嘉靖初年沿海倭患猖獗,明朝政府实行海禁,辽东海运几近停止。嘉靖三十七年(),辽东发生重大旱情,六月己卯,总督蓟辽侍郎王忬因辽东大饥奏:“山东辽东旧为一省,近虽隔绝海道,然金州、登莱,南北两岸间渔贩往来动以千艘,官吏不能尽,诘莫若因其势而导之,明开海禁,使山东之粟,可以方舟而下,此亦救荒一奇也……或将天津仓粮从黑洋河一带抵昌黎登岸,达山海关,或将登莱等处起运钱粮量,发近海民船从沙门岛一带抵金州,达辽阳。”〔3〕但在解禁几个月后,又因倭患再行海禁。
(2)勘察天津入辽海道。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乙丑,《明实录》载:“先是巡抚辽东都御史侯汝谅以辽东大饥,议开山东之登莱,北直隶之天津二海道,转粟入辽阳。部臣以海道险于行,令覆勘。既而汝谅勘上天津入辽之路,自海口发舟,至右屯河通远堡,不及二百里,可达辽阳。”〔4〕而去往辽阳的船只在经三岔河后,均经过牛庄码头。
(3)鼓励海运贸易。嘉靖三十九年()三月丙戌,巡抚辽东都御史侯汝谅上疏,通海运,“令山东、辽海居民各自俱舟赴官告给文引,往来贸易,不得取税。”〔5〕可到嘉靖四十二年()冬十二月,由于顾忌民间走私,又实行海禁。〔6〕但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明政府中已出现鼓励民间海上贸易的开明官员,他们为隆庆朝解除海禁,扩大民间海上贸易打下了基础。
2.隆庆时期。
隆庆元年()十二月丁卯,户科都给事中魏时亮言:“辽阳自罢海运,转饷甚难,乞稍通旧路,于每岁季或大熟及荒之秋,间一行之,仍厉禁讥察非常,则山东米粟贸易既而两利,万一岔河戒严,而襟喉之地可无阻矣。”〔7〕隆庆三年()五月己未,总理屯田都御史庞尚鹏上疏,请宽海禁,得到支持。〔8〕隆庆后,私人贸易迅速发展,海禁政策基本瓦解。
(三)明代后期的牛庄航运(万历—崇祯)
万历时,由于辽东局势紧张,仍实行海禁,只是偶尔开通。
1、万历二年(),大船收官或劈毁。八月壬戌“山东、辽东舟楫相通,若私船不禁,是仍开递送之途。合将海岸民船,每口不过三只,听其搬运米薪,捕采鱼虾,见在大者,给价改为官船,其余尽行劈毁,得旨。”〔1〕万历十四年()辽东闹饥荒,政府暂时解除海禁。灾情缓解后,又停止海运。万历十九年()由于倭奴侵据朝鲜,又严行海禁。”〔2〕
2、万历四十七年(),天津运往辽东的粮食增至30万石,多运抵永平,由永平陆路运至宁远的芝麻湾(现止锚湾),再从芝麻湾海运至三岔河等地。〔3〕此时的牛庄和三岔河还在明朝的控制之下。
3、天启元年()3月,后金攻占辽阳、海州等地,并筑牛庄城以辽河为界与明朝对峙,牛庄的航运几乎停止。
二、清代的牛庄航运:南接闽粤
清军入关后,牛庄一带局势逐渐平稳,牛庄码头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并逐步走向繁荣。清代牛庄航运亦可分为初、中、晚期三个阶段:
(一)清代初期的牛庄航运(顺治—雍正)
1、顺治时期。牛庄城西建有天妃庙,现存顺治十一年()西关娘娘庙《创建天妃庙记》碑,虽已斑驳,但仍能隐约看出:“勅封以议……姐庙……岨山小姐……四方善男信女创建神庙……顺治拾壹年岁次甲午孟夏毂旦置。”〔4〕《海城县志》对此庙也有记载:“天妃小姐庙,在城西四十里牛庄城西关,俗呼娘娘庙。考庙中碑碣曰天妃小姐庙。清顺治二年建,时天妃小姐尚未晋封天后,俗称天妃为海神娘娘,故又曰娘娘庙。考《天后传》:天妃小姐,宋莆田人,海上遇暴风,小姐瞑目出神救之。年二十九卒。后屡显灵应于海上,渡海者多祷祀之。明永乐中封天妃,立庙京师。清康熙二十二年晋封天后。”〔5〕此碑为牛庄航运历史的重要见证。
2、康熙时期。牛庄航运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己亥,康熙回盛京祭祖返京途中,驻跸牛庄。〔6〕同年,添设巡检分驻,〔7〕管辖该地区船渡事宜。
(1)解海禁,准许贸易。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丁巳,三藩之乱平定,局势平稳,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省停止海禁。〔1〕康熙二十四年()四月癸巳,议政王大臣等会议:“满汉人民俱同一体,应令出洋贸易,以彰庶富之治,得旨开海贸易”。〔2〕史料记录了康熙时海运的繁荣,“自康熙年间大开海道,始有商贾经过登州海面直趋天津、奉天,万商辐辏之盛,亘古未有”。〔3〕而入奉天之海船,均可停靠牛庄码头。
(2)在康熙三十六年()的《创兴盛京海运记》一文中,多次提到牛庄和三岔河的航运。〔4〕
一是海运粮米,在牛庄接济灾民。康熙三十二年(),盛京地区严重歉收,清政府通过海运的方式从山东调运粮米到三岔口,在牛庄接济灾民,在《创兴盛京海运记》载:“乃发山东滨海郡县常平仓米二万石,由登州运至三岔河。海运之役自兹始”。由此段文字可以看出,康熙三十二年从山东调米到三岔口是清朝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官方海运。此次海运沿用明之前的山东登州至三岔河的航线。康熙三十三年()正月丙辰日,“运山东省米石至三岔口,以济军民。今山东运来之粮、现由金州等处海岸经过,请将所运粮米酌量截留,减价发卖。再辽阳、秀岩、凤凰城三处之人,向来俱在牛庄买米,亦应照金州等处将粮米截留,行文各该管官,令其到三岔河,购买运去”。〔5〕
二是另开天津至三岔海道。明嘉靖时,朝廷曾对天津至辽东的海道做过勘察和尝试,到了康熙三十三年()二月,康熙帝曾亲自到天津,勘察海道。《创兴盛京海运记》载:“自大沽口达三岔较便。三月,命部员董厥事截留山东漕米二万石,用商船三十,连樯出津门。海若效顺,三昼夜即抵三岔……丙子春(康熙三十五年,),复截留山东漕米五万石,运至三岔河如故。”至此,清朝正式开通了由天津至三岔河的第二条航线。
三是浙闽船只到盛京开展贸易。康熙三十六年()春,清政府让福建将军、督抚劝导商船泛海贸易。《创兴盛京海运记》载:“至则给以运直,所赍货物止征正税。一时商贾靡不踊跃趋事,海舶大集。于是截留河南漕米共二十万石,用天津浙闽船,前后转运以达盛京者,共数十万有奇……仍自大沽故道,用天津船运山东、河南漕米六万石,以备军民之需。而商船至是亦弗用矣。”牛庄是这些商船抵达盛京后停靠的第一个码头。
(3)牛庄设置税关。据康熙四十六年()山海关监督三太的奏报称:“越关所漏之货船,皆从海上直抵关外沿海牛庄等处起卸,每船不下百余车”,可见此时牛庄并未征税。而从康熙四十六年起,在辽东半岛沿海的牛庄、熊岳、复州、金州等处海口设立分税口,对海船所载商货征税,统归山海关管辖,税收才开始充裕起来。〔6〕康熙时期流放辽东的王一元在《辽左见闻录》中载:“辽左海禁既弛,百货云集。海艘自闽中,开洋十余日即抵牛庄,一切海货,有更贱于江浙者”。〔1〕这些都说明了清朝初年牛庄海运的繁忙和兴盛。
2、雍正时期。这一时期,牛庄的航运继续发展。年5月,笔者在辽宁省博物馆看到从广东省博物馆引进的“牵星过洋———万历时代的海贸传奇”展览中,有一幅《沿海全图———渤海湾》,其中标有牛庄城。可见,牛庄是连接盛京、辽阳州及海城等地的重要码头。
(二)清代中期的牛庄航运(乾隆—道光)
乾隆时期,南方海船到辽东贸易的数量有所增加,牛庄码头日趋繁荣。
1、乾隆时期,牛庄码头呈现最为繁盛的景象。
(1)牛庄码头南接闽粤。乾隆二十五年()《重修牛庄城北小姐庙碑记》载:“牛庄城,北有巨川焉,聚艨艟,通商旅,西连津沽,南接齐、鲁、吴、楚、闽、粤各省,悉扬帆可至,共安於河,率若波不扬之间而溯厥由来,皆砠山圣母之所致也。粤稽行官之建原焉……至国朝康熙岁次壬寅蒲月,重建瓦殿三间。至乾隆十九年……复整庙貌。”〔2〕可见,牛庄是西连津沽,南接齐鲁、楚闽、粤等省的要路。《海城县志》有关于此庙的记载:“在牛庄城北八里,辽河南岸。村名亦曰小姐庙,盖先庙后村也。建置年月无考,俗呼小姐庙。”〔3〕小姐庙早已毁于水患,但“小姐庙”这个名称保留至今,现在此处的渡口就称为小姐庙渡口,它也是牛庄航运史的见证。
(2)闽人增多。乾隆五十六年()四月辛亥,“朕闻奉天锦州一带沿海地方,竟有闽人在彼搭藔居住,渐成村落,多至万余户……据称锦州、盖州、牛庄等处每年俱有福建商船到彼贸易,即有无业闽人,在该处居住,渐聚渐多。”〔4〕闽人增多,也反映出牛庄与南方海运交流的频繁。
(3)出现“牛庄海口”。乾隆五十四年()八月甲寅,“谕军机大臣曰、嵩椿等奏,请将截留北仓粮米,动拨五万石,派员运至奉天牛庄海口,再雇拨小船兑收接运。”〔5〕这里用“牛庄海口”取代了“牛庄”,从文字上我们能感到码头已下移,靠近海口。
2、嘉庆时期,牛庄的含义有所变化。
由于河道淤浅,大型海船逐渐不能进入牛庄小姐庙码头,码头向三岔河下游转移。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份关税“清单”中记载:嘉庆二年()“牛庄属没沟营、耿隆屯二海口”征收税银两,嘉庆三年()为两,分别占当年东北沿海税收总额的31%和26%;嘉庆二年“牛庄属没沟营、耿隆屯二海口”进出船只只,嘉庆三年为只,分别占船只总数的30%和22%。这两年,牛庄所属两海口的税银和出入海船只数量在东北沿海20余个港口中仅次于锦州,居第二位。〔1〕这里的“牛庄属没沟营、耿隆屯二海口”与之前所说的牛庄或牛庄码头相比,表述有所不同,之所以称为“牛庄”的“海口”,是因为其虽远离前文的牛庄码头、靠近海口,但仍为牛庄属地。码头地点的变化,史料中“牛庄”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但有许多史料仍延续“牛庄”这一称谓。
这时出现了没沟营,它就是现在的营口,有天后宫,又称西大庙。在雍正四年()《重修天后宫碑记》中载“舳舻云集,日以千计”“通郡渡津”,并在龙王庙旧址建修天后行宫。〔2〕《盖平县志》有关于没沟营的记载,“以老爷阁为界,曰东没沟营、西没沟营,东属盖平,西属海城,南省则总称之为牛庄。”〔3〕而《营口县志》也记载了辽河沿线海运码头的迁移变化经过:“辽河港口旧在营口上游三十海里,地曰白华沟,以河底逐年淤塞,巨舟不能容,乃移向下游右岸之田庄台寄碇焉。曾不数年此地亦患淤浅,复移向下游左岸之兴隆台,阙后是处又淤塞,乃三迁而至于今之营口,时在前清道光初年。”〔4〕
3、道光时期,闽、广商船来牛庄逐渐增多,没沟营也逐步壮大。
(1)闽、广商船来牛庄收买黄豆。道光十八年()九月乙巳,“向来闽、广洋船回空,俱往奉天沿海地方,贩豆南旋……又询据前获之闽船曾锡供称,厦门与广东各船,皆先至天津卸货后,顺赴奉天锦州。在西锦、南锦、三目岛、牛庄四处马头停泊。收买黄豆。”〔5〕此时的牛庄码头,也是指“牛庄属没沟营、耿隆屯二海口”。
(2)道光时,没沟营船只最多。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盛京将军耆英的奏报称:“自开河以来没沟营商船已有八百五十九只,其余各海口自数十只至百余只不等……惟没沟营船只最多。”〔6〕
(三)清代后期的牛庄航运(咸丰—宣统)
从咸丰时起,牛庄的航运日趋衰落,而没沟营做为码头逐渐发展起来。
在《清文宗实录》中,有“没沟营”“没沟营海口”“没沟营河口”或“没沟营口岸”“没沟营口”的称谓。但尚未称“营口”。
1、闽、广商船到牛庄贩粮。咸丰三年()三月己酉,船“由江入海迤北,直达奉天之金州、旅顺、盖平、牛庄诸口。每年春夏之交。闽、广、江、浙、山东、直隶、各商船。载货贩粮。咸集奉天各口。”〔1〕咸丰四年闰七月己巳载有:“请将疏防海口盗船抢掠之防御等分别严议议处一摺。奉天牛庄没沟营海口,七月初三日,突有贼船三只,逼索商船银物。”〔2〕前者牛庄即为后者的奉天牛庄没沟营海口。
2、《天津条约》中通商的牛庄最后确定为没沟营。谈判之初,清政府并不想定牛庄为通商口岸,咸丰八年()五月壬辰:“天津一处,该夷必欲以登州、牛庄相易。牛庄究近京畿,且为东三省货物总汇。惟登州尚可酌办。”〔3〕但事与愿违,咸丰八年五月,《天津条约》最后还是确定牛庄为通商口岸。但在其后,双方对地点又进行了磋商。在《筹办夷务始末》中,记载了咸丰九年二月,办理海防事务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对牛庄开埠的想法:“没沟营为奉省咽喉重地,各处商船即在彼停泊,不能驶至牛庄。查上年和约内,原有牛庄通商之议,设使夷人必欲前往牛庄,应由该将军委员明白晓谕,各处商贾皆在没沟营聚集,俗谓赴牛庄者即系没沟营地方,牛庄并无商贾行肆。”〔4〕年5月24日,根据《天津条约》,中英双方确定没沟营开放。
3、辽河分流、河口改道。《奉天通志》载:“咸丰十一年(),辽水盛涨,右岸冷家口溃决,顺双台子潮沟刷成新漕分流入海。”〔5〕辽河水在当时的辽中县冷家屯瓜茄岗子段(今台安县富家镇何家村与盘山县沙岭镇六间房村之间)决口溃堤,河水顺地势流到今盘锦坝墙子镇的圈河(当地人又称之为海岔子)里,形成一条辽河分流入海的河道。这使三岔河水量锐减,牛庄航运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4、同治时期,“营口”一名正式出现。同治四年()十一月丁丑,在谕批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分拨津郡洋枪队防护营口”一折中〔6〕,开始出现“营口”之名。但其后,史料中还能见有“牛庄”口岸:光绪三年(),总税务司向牛庄、天津、直隶、汉口、九江、芜湖、镇江、上海、宁波、温州、福州、淡水、高雄、厦门、汕头、广州、琼州和北海等十九处海关口岸税务司发出一道通令,要求他们对本口岸海关银号的运作作一详细调查,呈报总税务司。〔7〕这里的“牛庄”正如上文《海城县志》所说,“沿牛庄旧称,实则以营口为市场”,牛庄作为码头的功能已经失去,而营口作为一个地名也已逐渐被人所接受。
小结
历史上,牛庄在沟通河运和海运,促进东北与其它地区的贸易往来上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牛庄还与朝鲜、日本等国的贸易有许多直接联系,牛庄码头应属于海上丝绸之路东洋航线的一个转口港。虽然在清中期以后,码头位置逐渐下移,出现“牛庄海口”“牛庄属没沟营、耿隆屯二海口”称谓,使其后史料中“牛庄”的含义有所变化。但做为整个贸易链条上关键的一环,牛庄仍发挥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作者李刚:鞍山市博物馆副研究员;原文参看:海交史研究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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