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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周二，身陷性丑闻漩涡的纽约州州长科莫宣布辞职。
此前，纽约总检察长利蒂希娅·詹姆斯发布长达页的调查报告，称科莫任职期间对至少11名女性进行了“不受欢迎的接吻、触摸和不当言论等性骚扰行为”，还主导了一个“充满敌意的工作环境”。随后，科莫发布长篇书面回应和视频进行澄清，招来更大的指责。
“纽约之王”恐怕还没想明白，职场性骚扰真的不好，特别不好。
01
引起极度不适的回应
科莫通过法律团队发布的书面回应长达85页，指责独立调查“绝对有偏见”且“故意无视与指控者陈述不符的证据”。此外，科莫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回应称“事实与报告描述有很大不同”，并声言某位家庭成员正是性侵幸存者，因而但凡听说性侵受害者的故事就伤心难过。他假惺惺地向幸存者之一夏洛特·贝内特表达了同情，继而指责她错误解读了自己的善意行为。科莫还说亲眼见证了受害的家庭成员“带着创伤生活”，转而以受害者自居，称贝内特“又揭开了伤疤”。他就性侵事件向贝内特提出数个问题，内容细致且令人不适，声言只是想帮她，但又说班纳特“听到了我没有说的话”，宣称整件事都是“把自己的私人生活带到工作场所”造成的误会。
最后，他补充说，他触摸女性脸颊的情形也被误解了，因为他对“所有人”都如此，继而展示了亲吻和触摸别人的照片。
现在，问问性侵或性骚扰幸存者从科莫的话中听到了什么——
“你误会了……”
“你的经历不是真的……”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是对的，而你，仅仅因为站出来分享你的故事，就是错的。”
02
司法体系的偏见
早有所闻，科莫夸夸其谈的辩护风格与共和党不相上下，而共和党成员向来以男性的性骚扰、性侵、恋童癖及性交易行为为傲。这是某种特别的壁垒，鲜明又有效。但科莫并没有从共和党身上吸取教训，转而投向司法系统。科莫之前就如此这般操作过，他知道，这次也会成功的。
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联邦法律体系就要求，女性提出的强奸指控必须得到第三人或额外物证的证实，陪审团才能裁定被告有罪。换言之，受害者的话不可信，除非身上有伤口、瘀伤，或者最好有第三人证实。直到年，美国各州才全部废除了这一苛刻的要求。
不过，这些都不足为奇。美国的司法制度向来质疑女性受到性侵害的事实。早于年，声名狼藉的英国律师、法官和陪审员马修·黑尔爵士就将女性受到的侵扰称为女性的“心理情结”。他认为，这些“情结”是“五花八门的，被内在的缺陷所扭曲，部分是出于疾病的错乱或反常的本能，部分是出于不良的社会环境，部分是出于暂时的生理或情感状况”。近年后，我们仍能听到有权势的男性辩称是我们的听力受扭曲，我们的故事被批改，我们的经历也不过是精神崩溃而已。
问问那些性侵犯或性骚扰的幸存者，问问那些明知会遭遇冷眼或报复仍艰难决定挺身而出的人，他们会告诉你，如果别人一开始就不相信你站出来是因为对方违法，那么他们会认为，你的指控只是由于过于愚蠢而意识不到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我报案被强奸时，负责我案件的警员问我，我有没有向施暴者明示暗示过想要发生性关系，酒后还能不能准确地回忆起那晚的情景，是不是只是一夜风流后羞愧难当才报的案。我的遭遇绝非个例。以美国司法部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为例，报告发现巴尔的摩警察对强奸受害者“过度怀疑”，甚至嘲笑、侮辱、骚扰受害者，驳回受害者的指控。巴尔的摩警察局也绝非个例。”
“我被强奸之后,身体有内伤需要缝针，还检测到被下药。尽管如此，检察官告诉我,‘男人对醉酒的女人乘人之危是不道德的，但这不是强奸。’”利亚·格里芬年遭到性侵后被送往急诊室，但那里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强奸反应测试。为了寻找足够的支持和公道，格里芬开始了一场无休止的战斗。其后，格里芬与华盛顿州议员合作，提出立法强制要求进行强奸反应测试，并在美国建立了第一个强奸反应测试跟踪系统。
“这段经历让我崩溃，而多年的活动让我了解到，检察官普遍都是相同的反应，整个体系就是为了保护犯罪者而设的。”格里芬说，“科莫否认这份报告的内容，简直就是最精妙的煤气灯效应，因为它假定调查人员是来抓他的，但每个幸存者都知道事实恰恰相反。”
“作为强奸受害者和幸存者，我们都是自身生活和经历的专家。”艾莉森·图克斯是一名活动积极分子，也是多次袭击的幸存者。年10月14日，图克斯被顺风车司机绑架，开车越过州界，被三名男子持枪轮奸。四年过去了，图克斯仍在争取一名检察官的支持，将施暴者告上法庭。“不管施暴者为了自身利益如何频繁地试图操纵真相，真相是不会变的。科莫试图以家人的性侵受害经历作为武器操纵我们所有人，尤其是夏洛特·贝内特，希望我们相信他的谎言。州长先生，我们不是傻瓜，我们是不会上当的。”
03
“州长先生，我们不是傻瓜”
科莫没有继续否认，而是采用了司法系统的语言。检察官告知格里芬她没有被强奸，说的就是这种语言；警员告诉我是我误会了，说的也是这种语言；地方检察官拒绝了图克斯，拒绝了图克斯之前和之后的许许多多受害者，说的也就是这种语言。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科莫更多地效仿谁，而在于我们还要让这个体系拒绝多少人？科莫性骚扰丑闻的11名女士吗？抑或我们最终会迎来问责制，让其他人继续带领纽约和国家前进？
“幸存者和受害者都是领导者。不仅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而且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和生活的社区中，她们都是领导者。”图克斯说，“当我们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时，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得到任何回报，反而会失去一切。我们亲眼目睹了作为幸存者如何发挥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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